文/肖军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制度变迁一般是为了应对两类问题：一是针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结构性矛盾和风险，通过整体制度设计实现制度重塑；应对异构博弈带来的高度不确定的复杂问题，通过系统集成强化合作稳定体系。系统性变革不是短期局部实践，而是冲破思想观念束缚、消除体制机制弊端、应对特定历史时期主要危险和挑战的人类社会整体重构。 就中国社会而言，“深化主流媒体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文体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战略任务之一。目的显然不仅关系到主流媒体本身的改革和发展，而且还考虑到大局。十多年来，新时代媒介融合变革的实施，在媒介组织、技术数字化、智能化差异化、内容创意、新闻一体化转型、社会管理嵌入、传播突破等诸多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与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核心的中国现代化方式的发展目标还存在明显差距。 目前，aof的系统性变革面临着回避新闻、倦怠、拒绝用户等行为改变等挑战；生成型人工智能快速普及带来的技术整合压力；优质内容供给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消费者平台已成为电子融合舆论场；国际舆论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应对挑战，必须推动和加强开放创新。 媒体作为开放的公共领域，不仅是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广泛连接社会各子系统的融合门户。媒体作为信息交流、真理传递、对话、价值生成和整合的中介和渠道，是各个社会制度体系之间连接、协调和构建关系的必要节点，逐渐演变成人类社会团结的“绿洲”。开放式创新旨在建立以媒体为标志的共享、共享、共创的弹性生态系统，通过支持和激励创意生产和持续集成，实现物质、文化、意义和制度的全面发展。人、机器和人的许多交流主题。 尤为重要的是，制度变革应通过开放创新，显着重建与公众的对话、沟通和情感交流，增强社会信任和团结。延续马克思恩格斯在数字传播背景下新闻传播中“人民与人民日报持续热烈互动”的强调，我们必须把爱在心中、脚下大地、从用户中来、到用户中去的实践作为开放变革的实践基础。但失败的是，当下很多新闻根本就是“网络突发新闻、媒体跑腿”的“产物”，而AI模拟现实也被认为是新闻的替代品。它们不再是记者亲自到现场进行深入调查、事实核查和事实调查的工作。也可能会出现主流媒体陷入了通过追逐热点话题、宣扬“热点项目”来影响力的假象。在推进系统性变革中，如果不通过开放创新真正深度连接公众，激发以人为本的社会变革产生活力，系统性变革就会导致新的封闭。 开放式创新需要把系统理念作为系统创新的主要思想和工作方法。传媒具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重特征。它也是再现和协调政府、市场和公众互动的社会建构力量。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Nicholas Luhmann）在其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系统理论中将传播理论与系统论和进化论结合起来。他认为媒体“让不可能的沟通成为可能”。交往作为社会系统的基本单位，可以实现不同个体之间的意义传递。不同的系统/环境，从而促进社会文化的演变。 深化主流媒体体制改革，需要把握大势。开放和协作是系统变革的前提。立足媒体自身连接、融合、对话的开放特点，创新联系公众、解答人民疑问、追求公共利益高质量发展，把新主流媒体打造成社会高层管理的信息中心和行动空间。同时，系统性变革需要变革的勇气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走出技术主导、市场主导、控制主导的道路。 （作者肖军为武汉大学传媒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传播学院教授）